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他们奋战在世界科技前沿，在“无人区”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他们驰骋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潜心探索构筑新质生产力；他们立足国家重大需求，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他们守护人民群众，筑牢人民健康防线……青年人才逐渐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成为国家乃至全球科创舞台上的主角。
青年科技人才沿着怎样成长足迹走向科创舞台中心？他们的成长，给我国青年人才工作带来什么启示？近期，本刊记者走访五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代表，一窥究竟。
“我们这代人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青”、“杰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或多或少曾获得国家层面专门面向青年人才的项目资助是几位受访者的共同点。
“我们这代人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孟飞龙万分感慨。
孟飞龙（右）、叶菱秀（左）和Cell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王燕燕（中）讨论工作。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攻读完博士之后，孟飞龙远赴美国哈佛做了6年博士后。2015年受到国家政策感召，他回到中心成为一名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一般指项目负责人、研究组长），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组。
先后受益于国家各类青年科研项目支持，孟飞龙带领团队驰骋在抗体基因多样化领域的“无人区”，科研道路越走越广，在国际顶尖期刊Cell、Nature Cell Biology上已发表多篇论文。2023年5月，他和团队在Cell上发文揭示了DNA柔性在抗体基因超突变谱式中功能机制，解决了困扰抗体研究人员40多年的长期难题，他也因此收到了美国诺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的贺信。
“申请到的青年科研项目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保证我完成自己科研的设想。”在受到的项目支持中，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和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交叉团队项目让孟飞龙印象深刻。
“如何凝炼科学问题、团队如何沟通协作完成同一个科研目标，这些都是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考核的内容。在这个项目中，我学到了组织开展大科研项目的能力。”
“进入博士阶段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专业越来越专，科研的广度就会受限。”对孟飞龙来说，主持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交叉团队项目让他成功避开了这个短板。“项目特别强调‘交叉’特征，对团队科研人员来源和学科都有相应的要求。当时，我们团队中，一半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之外。团队成员有化学学者，也有数学领域科研人员，即使同在生命科学领域，也来自不同学科。负责这种交叉项目，让我有机会再次去了解数学、化学的理念方法，丰富了科研视野。”项目虽然结束了，但孟飞龙和当时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仍然在继续。
同样是研究B细胞免疫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回国后作为独立的PI，不再满足于只做小鼠免疫研究，而是弃易就难，选择人类疾病免疫学作为研究方向。他带领团队与上海中山医院、仁济医院通力合作，从临床难题和关键问题出发，用先进的免疫学技术解析人体免疫致病和免疫保护机制，发展免疫治疗新策略。
联合临床合作者，张晓明团队2024年5月在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揭示了肿瘤浸润B细胞应答新模式，提出促进抗肿瘤抗体应答的免疫治疗新方向；2024年3月在Cell上发表文章，发现肿瘤组织中具有抗原递呈功能的中性粒细胞亚群，展示了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潜力；此外还阐明了狼疮患者B细胞的紊乱特征及治疗新靶点，提出了狼疮治疗新方向。
“开展基础研究，我们有最先进的仪器、最好的平台，也不缺创新思维，同时我们也需要与临床携手联合攻关，共同面向国家重大医学战略需求。我们的这些工作，都是基础研究和临床紧密合作的成果。”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的科研环境和10多年前大不相同，整体上跟西方国家差距不再那么明显，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优于西方国家。”张晓明说，“我周围的青年才俊都有一个共识，国内具有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好的条件，可以让青年科技人员更快更好的实现科研抱负。我们所也因此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籍研究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曾也鲁，本科阶段就读于国内遥感领域专业排名第一的武汉大学，在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任职于斯坦福卡内基研究所、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在美国第一梯队的私立大学、国家实验室、公立大学都有过工作经历。2021年，他回国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尽管学习和工作单位一直在变，但他的研究方向一直是植被荧光遥感及其辐射传输建模。
曾也鲁提出的荧光三维解析模型，能将原有卫星观测角度扰动误差从30%降低到5%以内。该模型被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采纳为荧光卫星角度校正的三种标准算法之一。他本人也因此入选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亚太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之一。2023年，他在Nature子刊上发表论文，揭示了卫星观测中复杂冠层结构产生的阴影效应会扭曲植被绿度遥感监测结果，进而阻碍对区域和全球碳估算的准确量化。如今，他正致力于将最前沿的定量遥感技术应用到精准农业领域。
不同于海外引进的青年人才，杨中文、宋凡浩走的是另外一条成才路径。
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杨中文进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生态环境研究所。比一般青年幸运的是，第二年他就参与到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中，围绕鄱阳湖、太湖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问题研发关键防治技术。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能够进入这样的项目非常荣幸，虽然压力非常大，但参与国家重大专项的那三年，是我成长特别快的一个阶段。”杨中文说。
2020年，杨中文到雄安新区挂职，在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在他看来，这样的挂职锻炼是青年人才难得的平台和机遇，不仅锻炼了管理思维和能力，更让他有机会把科研成果结合地方实际落地见效。2017年雄安新区初建的时候，白洋淀淀区整体水质为劣Ⅴ类，但到2021年提升至Ⅲ类，是1988年恢复蓄水有监测记录以来首次实现全淀Ⅲ类水标准，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宋凡浩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毕业后，他成为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生态环境部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青年骨干。
聚焦国家减污降碳和长江黄河大保护的科技需求，宋凡浩把固废资源化过程中有机碳和污染物协同演变机制及其环境效应评估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项目支持。
2020年－2023年，宋凡浩持续性产出近40篇高质量论文。其中热解资源化技术应用等相关科研成果入选了ESI前0.1%热点论文和前1%高被引论文。
乘着政策东风，这些青年追光而遇，沐光而行，成为各自领域冉冉升起的科技新星！
从“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到“我该干什么”
基础研究“有用”还是“无用”，是坚持自由探索还是坚持目标导向，曾经是科技领域热议的话题之一。
孟飞龙说，“坦白讲，把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的重大任务结合起来，有时候会非常痛苦，但一旦你理顺了，目标一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
孟飞龙介绍说，2018年之前，研究所不会干预他的研究方向，作为独立PI，他只要保证在自己细分领域里做到最好就可以。但近几年，随着国家青年人才政策的引导和落实，包括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在主动思考，经历着从“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到“我该干什么”的思维转变。
参考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原则上不高于40周岁的政策，孟飞龙去年担任了核糖核酸功能（RNA)功能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近些年，RNA生物医药成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一个战略制高点。该实验室主任陈玲玲以发现并揭示环形RNA与人类疾病关联性而闻名。孟飞龙率领团队接续陈玲玲团队创新研究的下游，探寻RNA生物医药在人体内免疫作用的机理。“通过团队作战，我们设想发展一些底层的生物医药技术，在未来，能快速应对突发感染性疾病或者应用到肿瘤等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遥感是个交叉学科，和计算机一样，要跟其它领域相结合才能发挥价值。近几年，曾也鲁和同事一起，利用遥感技术对河南、福建、重庆等受灾地区进行农田灾害复核工作。“将研究专长与国家需要更紧密结合”，曾也鲁的这个意识日愈强烈。
如今，他正致力于利用遥感技术提供碳汇精准计量方法，为我国突破国际“碳壁垒”提供科学依据，提升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他正探索利用遥感技术为精准农业提供更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他正与新疆相关单位联合攻关，通过遥感技术实现棉花的精准滴灌，这种技术，也可以应用在“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中。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科研领域“国家队”的一员，宋凡浩认为青年科技人才发挥作用就是要“发声”“发力”，“通过发表论文，把我国环保领域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进行推广，提升国家影响力，同时，我也希望成为一堵墙里的一块砖，用科研成果支撑国家发展。”
2023年8月，中办国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要大力培养使用青年科技人才等。一系列政策要求正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和科研项目布置过程中逐渐落实。
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以下简称“B 类先导专项”）为例，明确要求首席科学家应为院属单位的全职科研人员，年龄原则上应未满 55 周岁。项目、课题负责人优先选用优秀青年科研人员担任，其中，项目负责人 45 岁以下的占比应不少于 50%，课题负责人 40 岁以下的占比应不少于 50%。
青年技术员在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间调试芯片生产设备 新华社发 刘辉 摄
“让青年人才更早进入一些重要岗位或者承担一些重要职责，有助于青年人才更快成长。”张晓明说，“比如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就是要承担起解决国家战略性科技问题的责任。让更多青年人早一点站在更高的位置，他就会以更高视野和更广思维去思考重点实验室方向设置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
“很多同事很年轻，也很有想法，在这次‘B类先导专项’的布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的过程中，他们脱颖而出。”孟飞龙说，“这种倾向青年人的政策，给予青年人更多机会，同时，也让我们在一些大项目推进过程中集纳了一些突破常规的新想法。”
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到用人单位，都在把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科研重点岗位等科技资源向青年人才倾斜。“这是非常好的措施。”孟飞龙说，“如果让青年科技人才完全自由发展，可能100个人中有10个人脱颖而出，最终进入国家梯队，但通过党管人才举措，赋予青年人更多参与国家重点研发任务的机会，可能100个人就会有20个甚至30个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期待青年人才政策更加完善”
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关键是青年人才竞争。进一步完善青年政策，更好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仍是广大青年人才的殷殷期盼。
受访对象一致表示，针对青年人才的资金、项目，需要更丰富一些，给予稳定支持。
谈及国外对青年人才科研资助，孟飞龙坦言，国外市场化、社会化公益性地支持科学研究的土壤会比我国肥沃一些。他建议国家层面要更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呼吁在全社会形成这种氛围，成立不同背景的博士后基金，比如学会、行业甚至是私人的，把对博士后群体的资助支撑起来。”
曾也鲁表示，如果没有依托大的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在申请较大项目依然比较困难。青年人才在科研项目、资金的竞争依然有些“卷”。希望面向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科研项目，比例更高一些。同时要区别对待工程性科研项目和探索性项目，对于工程性科研项目，仍然是要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探索性项目，要进一步增加青年科技人才参与竞争的机会。国外很多大型企业会有重要指标，要投入经费到基金会。我国可以考虑在引导和激励企业在投入经费、联合项目研发方面有更多作为。在用人单位层面，也要避免引进的优秀人才后续有科研资源分配“大锅饭”的趋势。
未来青年人才面临的竞争是国际竞争。更好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交流，获取国际科技资源，也成为受访对象的关注点。
“在生命科学领域，西方一些国家有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开拓国际视野，在不同环境中接受训练，对领域内青年人才成长有很大帮助”。张晓明建议要创造更多机会让青年人才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曾也鲁建议让青年人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去发挥更大作用，更多地争取国际科技资源，相应地，评价机制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增加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考评因素，有意识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
在2021年科技部一项针对青年“引、用、留”问题的调研中，青年人才认为评价激励未能充分激发青年科技人才活力的原因在于“评价周期较短”“用人单位缺少自主性”“评价方法单一”等。
对此，孟飞龙建议对青年人才的分类评价，还是要深入到每一个单位或者每一个地方去实施。
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青年人才设置了五年或者六年的评价周期。“从我个人经历看，最难的时候往往就是五六年的时候，前期有各类人才项目支撑，但五六年的时候，往往主要工作还没完全做出来，处于科研经费青黄不接的阶段。”孟飞龙建议，从评价周期上，不管是高校还是研究所，对于青年人才的成长要有一定容忍度，要能够容忍人才有不一样的职业生涯路径。“国家鼓励科研人员‘板凳甘坐十年冷’，‘板凳’可以有些冷，但不能让有些虽然慢但有望出成果的人才连‘板凳’都没得坐。”
成长路上，青年人才期盼能得到更多的帮助。“有些青年人才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可以做出成绩，但需要用人单位层面从传帮带、团队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杨中文说，“比如由老一辈领军人才帮助青年人才在国家需求和个人科研兴趣之间搭建起桥梁，让青年人才在科研道路走得更加坚实稳妥。”
“从我自身角度讲，我希望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成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我有基础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思路，但我不懂机械，就没办法生成设备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宋凡浩建议国家应该强化政策引导，让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更好建立创新联合体，进行交叉创新，更好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力。
肩负着责任与使命，承载着期盼与重托，青年人，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挺膺担当，成为中国科研创新的挑大梁者！
